当前位置: 主页 > 健康 >

健康中国人的定义和标准应更科学和统一

发布日期:2022-06-20 17:11   来源:未知   阅读:

  据中新网报道,日前,《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正式对外公布。由于这份由国家发布的“健康宝典”包含的健康知识信息量巨大,有媒体挑选了50个简单又易记的要点,称为健康中国人的50条“国标”。

  这个总结当然很有意义,能让人们从纷繁复杂的内容中择取要点,把握关键,并根据这些要点规范和指导自己的行为。但是,其中健康中国人的定义和标准,并不十分科学。难免让人产生疑问:是否满足这50个要点或条件就是健康中国人了?这些标准是否获得专业界(中国健康协会或中华医学会)和政府主管部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认同?

  健康中国人,只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实际上应当是做一个有健康素养的中国人。这也是《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所认定的理念,不仅确认了健康素养的概念,而且在未来要以此作为硬件要求,提高中国人的健康素养水平。由于每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健康状况也不一样,天线宝宝论坛资料中心,有的人即便遵循标准去做,也有可能因种种原因,如遗传、特殊环境而患病,或处于不健康和亚健康状态。因此,健康中国人、做一个有健康素养的中国人两者实际上的含义还是要分清。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这个概念又与近些年出现的健康商数有相似和重叠,后者指的是一个人的健康智慧及其对健康的态度,指一个人已具备和应具备的健康意识、健康知识和健康能力。

  以健康素养来衡量,更符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内容、概念和目标,也比较简单,容易量化和进行科学判断,符合对所有人终其一生的健康要求,具有普适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此前中国卫生部组织专家制定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并于2008年1月4日发布。这也是衡量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基本内容,有66条,包括三大版块: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

  66条只是基本内容,要对公众的健康素养进行判断和评价,还需要根据这些内容来命题,以测试公众的健康素养水平,也就是健康素养测试标准。因此,卫生部又出台了“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共56题),以测试中国公众的健康素养,并于2008年首次在全国31个省区对8万人进行了健康素养调查(测试),于2009年12月18日公布调查结果:中国公众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即每100人中不到7人具备健康素养。

  卫生部根据专家意见制定的公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标准是,并非所有答题都正确才算具有健康素养,而是要求一位公民能够准确回答80%以上的问题,就认为他/她具备了健康素养。根据这些标准,中国最近一次调查中国人的健康素养是在2017年,结果表明,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4.18%,也就是每100名中国人约有14人具有健康素养。这也说明,经过健康(科学)传播,在9年的时间内,中国具有健康素养的公众已经成倍增加。

  现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发布,细化落实了15项专项行动,共提出124项主要指标,包括结果性指标、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政府工作性指标。个人的指标有很多,但主要是要在未来10多年大幅提升中国人的健康素养,到2022年和203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不低于22%和30%,其中: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基本技能素养水平分别提高到30%、18%、20%及以上和45%、25%、30%及以上,居民基本医疗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分别提高到20%、20%、20%及以上和28%、30%、25%及以上。

  现在卫生计生委应当把现在的“健康中国行动”的内容与过去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内容进行整合,并根据这些内容出题,答案和标准一致,以测试和调查中国公众的健康素养,当然也可以按过去的标准,只有答对80%的内容才算具有健康素养,还可以由专家组再进行讨论,是否降低标准,达到60%的正确率就算是具有健康素养。

  当有了比较科学的定义和更统一的标准后,才有可能较准确地评判国人的健康素养,并且指导和引导更多的人成为有健康素养的中国人,从而预期或者早日完成《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目标。(张田勘)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